地球正在变暖，如何集体行动拯救环境？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地球正在变暖，如何集体行动拯救环境？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作者:赫薰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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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赫薰辞

　　编辑|赫薰辞

　　引言

　　正处于气候紧急状态，基层集体行动是关键，了解支撑参与的心理因素可以促进这种集体行动的发展。

　　以往的心理学研究很少提供哪些因素触发行动的因果证据，缺乏对气候危机的关注，大多是自我报告的行为或意图而不是客观措施，而且大多是横向的而不是纵向的。

　　对为期12周的视频干预的有效性进行了纵向研究，该视频干预旨在增加集体行动的心理预测因素，干预措施提高了情感参与度、集体效能和自我效能，但并没有增加观察到的激进主义活动的出席率。

　　Zoom疲劳和在线研究设计削弱了参与者参加活动所需的社交互动，较小的面对面复制也没有增加激进主义，复制参与者主要是出于付费动机，缺乏时间或资源来进行更多参与。

　　心理因素对气候行动主义的影响：环境科学研究综述

　　自1800年代初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向大气中排放了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升温约1°C，且目前呈指数级增长。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世界各国政府的支持下，敦促到2030年将排放量比2010年的水平减少45%，以将供暖保持在相对安全的水平。

　　这需要在土地利用、能源系统、建筑和交通方面进行快速而深远的转变，经过30年的国际谈判，目前还没有具有约束力的减排条约，而且大多数政府在当地做得也不够。

　　另一种途径是集体行动运动在基层发展，这最终将导致政治压力，虽然此类团体确实已经存在，但总体成员数量仍然很少，目的是更好地了解促使个人加入集体行动的心理因素。

　　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更广泛的环境问题上，只有少数研究专门与气候变化相关，基于非系统回顾，确定了与自我报告的环境行动主义相关的十几个心理因素，其中包括参加生态导向团体组织的活动，以及参与环境教育和领导行为。

　　结果出现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包括德国、奥地利、美国、澳大利亚以及阿根廷、智利、韩国、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等其他国家，确定了心理因素，包括情感参与、世界观，即平等主义、热爱自然和反消费主义信念、集体效能和社会规范。

　　虽然提供了有关这些关键心理因素的重要线索，但仍存在四个主要局限性。

　　缺乏因果证据，几乎所有研究都是横向的，例如，在2008年进行的一项全国代表性调查中，参与者评估了他们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和集体效能。

　　他们自我报告过去的气候行动和未来的意图，具有一个时间点的横截面设计是适当且信息丰富的，但只能为因果关系提供微弱的证据，例如，这可能是由未知的第三个变量驱动的。

　　激进主义行为的自我报告测量中存在大量噪音和偏见，许多研究测量了对激进行为的遥远记忆的回忆，当回忆的事件在时间上更早并且测量没有指定时间或频率时，测量噪声会增加。

　　还对所进行的行动类型和强度进行了不明确的分类，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自我报告的环保行为由于嘈杂的回忆而存在偏见，并且还受到人们在观察时夸大其绿色身份的影响。

　　缺乏对气候的关注，此前大多数关于环保行动主义的研究并不是专门针对气候变化的，气候危机不同于塑料垃圾和当地工业污染等其他环境问题。

　　气候问题需要对通常是无形的、渐进的和长期的威胁采取行动，它也是全球性的，因为地方行动只有与其他地方的巨大变化相协调才能最终发挥作用。

　　气候威胁的另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分布广泛，几乎难以理解：它正在农业和生物多样性、社会政治稳定和人类健康等不同领域引发一系列连锁问题，这些特征表明参与气候行动的独特障碍，这可能需要专门针对气候行动主义进行研究。

　　与任何项目一样，该领域也存在具体的方法论弱点，几乎没有研究证实参与者相信有关气候变化的关键事实。

　　如果没有这一点，由于潜在的碰撞偏差，就很难解释像集体效能这样的因素与行动主义相关的作用：例如，一个人可能会报告较高的集体效能，但不会参与气候行动，因为他们不相信人为气候变化，这可能会掩盖集体效能在相信气候变化的目标人群中的作用。

　　许多仅测量假设意图作为其结果变量，而不是客观的行为衡量标准，自我报告的环保行为仅与相同行为。

　　参与者行为对气候组织活动参与的影响：一个研究的半结构化访谈分析

　　一些参与者可能会参加UCSD绿色新政和SD350以外的气候组织的活动，而无法判断这一点。

　　为了限制这种可能性，确保人们没有激进主义的历史，在研究之外参与激进主义将使参与者更有可能参加在研究期间无法追踪的激进活动。

　　在招聘时询问了每个人是否曾经参加过环保组织组织的活动，那些回答“是”的人被问及他们参加此类活动的次数，15名回答“不止一次”的参与者被排除在研究之外。

　　其余参与者阅读了一份说明表并批准了一份关于研究时间表及其三个月期间责任的同意书，其中包括基于未完成任务的付款处罚规则，在12周的时间里，参与者每周都会收到两封电子邮件。

　　在前六周，参与者收到的Qualtrics调查包含一份“气候事件公告”，其中包括由的合作伙伴气候组织举办的未来3-4天内发生的事件列表。

　　公告顶部提醒参与者，虽然他们需要滚动到列表末尾，但他们不需要参加这些活动，为了确保参与者阅读活动公告，在每个活动公告的末尾都会向他们询问两个注意力检查问题。

　　如果回答错误超过一个问题，可能会导致该场次罚款3美元，未通过此检查的参与者可以再次阅读公告并重新参加测试，以避免损失3美元。

　　在验证性分析之后，在研究结束后两个月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最初计划这样做是为了更细致地了解参与者如何体验作为行动主义行为的最佳预测因素的心理因素。

　　由于缺乏激进行为，这些访谈被用来了解是什么阻碍了参与者参与在线活动，半结构化访谈还探讨了参与者对干预前后心理因素增加的主观信念。

　　考虑到这些总体目标，并从每个参与者的定量结果中学习，定制了采访脚本，可能的问题可能涉及从基线到后续行动的变化或缺乏变化，以及缺乏对气候行动的参与。

　　排除标准是在基线期间错误回答超过10个注意力检查问题或超过24个注意力检查问题，没有参与者因此被排除在外。

　　纵向视频干预对在线气候行动的影响：心理因素的研究

　　测试了纵向视频干预是否会触发非活动人士加入在线气候行动活动，并测试哪些心理因素可能导致这种行为变化。

　　经过六周的视频干预后，三个心理因素有所增加：情感投入、集体效能和自我效能，对40名参与者的离职访谈表明，这些变化的主要触发因素是视频内容，特别是有关极端天气事件、健康影响以及集体和个人行动主义的信息。

　　与预期相反，只有两名参与者参加了这些活动，五个月后，一名参与者成为当地组织的持续积极分子，访谈表明，参与度低的主要原因是Zoom疲劳以及参与者认为Zoom格式妨碍了典型的社交互动。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干预措施的薄弱是否是由于缺乏社交互动，还是因为其他八个心理因素没有发生变化。

　　招募了66名参与者，假设其退出率与研究1类似，最终样本的目标是N=40，这个小样本似乎适合一项小型试点研究，没有计划在两组之间进行比较。

　　38人完成了完整的研究，招募的方式与研究1相同，但这次的最终奖励金额为每人150美元，以方便大流行条件下的招募。

　　与研究1一样，参与者首先接受了一项筛选调查，以排除那些不相信人为全球变暖的人以及在研究之前参加过一次以上气候激进主义活动的人。

　　通过筛选的人签署了一份同意书，同意完成在线调查并在六周内每周参加一次1.5小时的现场活动，每个人首先完成一项基线调查，测量与研究1相同的11种心理因素和自我报告的气候相关行为。

　　每周一晚上，参与者聚集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室里，一名研究成员协调了一项破冰活动：三人或四人一组解谜，然后，她播放了两个25分钟的视频，之后参与者在手机上进行了四个问题的理解测验。

　　他们被要求以三到四人为一组集体回答测验的最后两个问题，并就视频内容进行对话，在这之后，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绿色新政气候组织的一位积极分子客人走进房间，描述了她的组织在接下来五天内的活动公告。

　　在最后一次面对面会议期间进行了小组汇报活动，接下来是理解测验，参与者分组回答最后两个问题，如果参与者没有出席周一的会议或没有完成任何理解测验，他们将被处以20美元的罚款。

　　在激进主义活动中，一名同盟者通过让所有与会者填写注册表来跟踪出席情况，六周结束时，参与者再次完成了测量11项心理因素和自我报告行为的调查，在最后一次面对面会议期间进行了小组汇报活动。

　　总结

　　只有少数参与者参加了活动，但密集的视频干预增加了与气候集体行动相关的几个心理因素。

　　这种设计的主要弱点可能是对付费学习参与的依赖：似乎无意中选择了社区中一些经济困难的学生，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和资源进行志愿者活动，研究设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得到加强，从更好的创造不同的参与机会。

　　这项研究的核心问题仍然与“如何在气候崩溃期间促使人们采取集体行动来保护的气候？”高度相关。

　　问题揭示了触发这种行为是多么困难，这也是使用纵向设计和关键行为的客观测量进行心理学研究的更多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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