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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么一张“信誉卡”，它可以依靠特权无限透支，可以不断上调“授信额度”，让债主继续埋单。

　　这张“信誉卡”即美债体系，“持卡人”为美国政府，“授信额度”即债务上限，那项特权就是美元霸权。最近20多年来，这张“信誉卡”频繁刷爆，触及债务上限，对全球经济金融体系持续造成累积风险。

　　漫画制作：马则刚 当地时间28日晚，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民主党与共和党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的最终协议正在提交给国会。此举让全球市场情绪稍有缓解，却无助于化解多年“寅吃卯粮”积累的美国债务危机。据美国财政部数据，美国目前联邦债务规模约31.47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人负债9.4万美元。

　　源于霸权、滥于弊政、乱于失控——作为美债危机的外在症候，债务上限政治闹剧在华盛顿反复上演，向世人展示美元霸权和美国党争这对糟糕组合，如何制造危机，祸延世界。

　　警报为何常鸣？

　　今年1月19日，美国联邦政府触及31.4万亿美元的法定举债上限。美国财政部官员指出，尽管通过采取“非常规措施”暂时避免发生联邦债务违约，但白宫6月初就可能陷入无钱可支的窘境。

　　所谓“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为履行已产生的支付义务而举债的最高额度，触及这条“红线”，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借款授权用尽，除非国会另行授权，否则白宫无权继续举债。

　　5月22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国会众议长、共和党人凯文·麦卡锡就债务上限问题与美国总统拜登谈判后回答记者提问。（新华社发，亚伦摄） 数十年来，美债触顶的警报不断鸣响。据美国国会相关部门统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国会已102次批准对债务上限进行调整。仅自2001年以来，此类调整就高达20次。其间常伴随激烈党争、市场动荡、政府停摆等乱象。

　　“美国债务警报不断的病根是美元霸权，美元霸权带来了诸多两难困境。”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郭生祥告诉记者，“美债危机是美元霸权反噬美国经济的外在表现之一。”

　　自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发行美元的担保物就由黄金转变为了美国主权信用。换而言之，美元变成了一种没有兑付担保物的货币，其发行的外在约束就此去除，美债扩张的“潘多拉魔盒”由此打开。

　　作为全球头号支付货币和储备货币，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份额眼下仍接近六成，在国际支付中的占比近四成，美国国债主导全球债券市场，被视为避险资产。

　　由于美元霸权的存在，包括美国国债在内的美元资产受到全球贸易商和投资者追捧，从而让美国能够以极低成本吸纳美元回流。美方还通过量化宽松等超常规货币政策，压低美元汇率和国债收益率，稀释投资者权益，反复收割他国财富。

　　正如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慨叹的那样：“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造的超级特权和不流眼泪的赤字，它用一钱不值的废纸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厂。”

　　然而，美国凭借美元霸权攫取巨大利益的同时，却也造成贸易逆差膨胀、国际收支失衡等严峻问题。加之美国政府日益举债成瘾、公器私用，由此埋下了美债危机的种子。

　　这是5月17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拍摄的美国总统拜登。（新华社发，沈霆摄） 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开始大量举债。1985年，美国从净债权国变为净债务国。1990年迄今，美国国债规模从3.2万亿美元一路飙涨至超过31.4万亿美元。

　　在以霸权谋取暴利冲动的驱使下，美国长期维持对外贸易赤字，输出美元和通胀，并通过大量发债促使美元回笼，形成了“债务货币化”的美元循环体系。由此，美国财政赤字不断膨胀，财政纪律逐步废弛，美债遂成尾大不掉之势。

　　与高债务伴生的是高赤字，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2025年之后，美国政府赤字率将一直保持在4.5%以上，这是美国自1930年以来首次出现类似情况。据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预测，到2025年或2026年，美国每年需偿付的国债利息就将超过军费。

　　“美国已成为债务的海洋，”双线资本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弗里·冈拉克对此忧虑地指出，早在2018年，美国债务规模就已超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如果没有债务增长，美国的经济将负增长”。

　　目前，美国债务规模占其GDP的比例已经超过120%。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排除季节因素，2022年第四季度，美国债务总额占GDP的120.2%。英国司尔亚司数据信息有限公司数据则显示，截至2022年12月，美国债务占名义GDP的比例已达123.4%。2021年3月，这一比例曾达到历史最高点132.4%。

　　从市场供求逻辑看，只要有人愿意接盘，美国巨债盛宴就永不散席。然而，如果缺乏实际偿付能力，长期看来，美方无限扩大负债、举新债还旧债的行为，与庞氏骗局并无本质不同。

　　警告缘何失灵？

　　政府停摆35天，约80万联邦雇员停发薪水；在首都华盛顿，因环卫部门停止工作，垃圾堆积如山；因国家公园公厕关闭，游客不得不在路边方便……

　　上述乱局，发生在2018年末至2019年初的美国，其直接原因正是美国两党围绕债务上限等问题激烈争吵，无法就拨款法案达成一致。

　　2011年8月，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历史性地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最高的“AAA”降到“AA+”，前景展望为负面。这一举动击破了美国国债“零风险”的神话，标普方面对美方中长期偿付能力提出质疑和警告。

　　对债务上限各类警告，华盛顿见怪不怪。1976年至今，美国已因债务上限问题，发生过约20次或长或短的政府“停摆”。

　　这是1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财政部大楼。 联邦政府“停摆”是美国行政、立法部门权力制衡的结果。行政部门的预算开支方案需要国会批准，而国会批准的预算案又需要总统签字才能生效。这种制度设计用好了，可以避免“开支无度”，用不好就会沦为“党争”工具。

　　当所有议题都被两党视为利益捆绑和讨价还价的筹码时，债务上限问题无可避免地沦为政治操弄的手段。

　　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掌握众议院的共和党人与拜登政府就提高债务上限陷入僵局。数月来，美国总统拜登多次表示，众议院应当无条件提高债务上限，但共和党方面坚称，除非拜登政府同意大规模缩减联邦预算，否则不会提高债务上限。双方为此一直缠斗至今。

　　批评人士指出，债务上限警告遭到无视，源于美国选举政治的低效失能。美国乔治敦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客座教授约翰·帕尔古塔认为，美国债务问题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停摆”扰乱政府运转是“管理不善”的后果。

　　这是1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财政部大楼。 过去数十年，美国政府在经济衰退时期，习惯于通过不断推高财政赤字和宽松银根，延缓危机到来；在经济较好的年份，则热衷多花钱谋求政绩，以便收获更多选票，而惰于推动着眼长远的结构性改革。这种追逐短期利益的治理方式，将债务提高到了空前规模，使债务问题沦为击鼓传花的政治游戏。

　　对美国政府而言，要从根本上缓解乃至解决债务问题，必须采取一系列“刮骨疗毒”的措施：取消非法的贸易和投资壁垒，改善国际收支状况；遏制过度金融化，提振实体经济；缓和地缘政治关系，减少非必要军费开支；减少采用极端货币政策，缓解“债务货币化”；加强国际政策协调等。

　　然而，这些吃力不讨好的深层改革，无助于实现政客短期利益，必然遭到美国金融、军工等利益集团狙击。

　　在无休止的拉扯、缠斗中，两党根本无望达成有质量的治本方案，外界所能期待的最佳结果，无非是美国再度提高债务上限。